由于寿山石“温润光泽，易于奏刀”的特性，很早就被用于作雕刻的材料。1965年，福州市考古工作者在市区北郊五凤山的一座南朝墓中出土两只寿山石猪俑，这说明，寿山石至少在1500多年前的南朝，便已被作为雕刻的材料。元代篆刻家以叶蜡石作印材，使寿山石名冠“印石三宝”之首，登上文化大雅之堂。加上明、清帝王将相的百般青睐，从而形成寿山石雕刻艺术从萌芽到发展到鼎盛的一脉独特的民间工艺文化史，寿山石雕也成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都喜爱的文化艺术珍品。
当今，作为艺术的寿山石雕本身，可以说不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它见载于典籍的文字史料却又如此缺乏。毋庸忌言，寿山石文化是在严重的“缺血”状态下发育起来的。这是一种文化的错位。
寿山石雕的地位十分特别：一开始便被作为雕刻粗用器具的原材料，寿山上的僧侣，闲时就地取材，用寿山石雕香炉、念珠、佛像等，还被广泛作为殉葬的石俑。这些最早的雕件绝大多数都石质粗劣，雕工粗陋。现在很难见到明朝以前，工好材优的寿山石圆雕，甚至，连质地粗劣，雕工简陋的圆雕也难见到。显然寿山石雕在当时只被当作一种廉价粗俗的日常品。缺乏可作为考据的实物，无疑给寿山石文化史的考证增加了难度。
元明以降，寿山石的“身分”开始“两极分化”，这种“分化”在清朝表现得最为充分：或贵为天子身边的宠物，或贱比民间的粗杂之物。宋元明以来，偶有极个别材质较精的“幸运儿”巧遇青睐，被精雕细琢，摆进文豪权贵的案几之上，一时身价百倍。除此以外，绝大多数石雕仍然逃不开“贫贱”的地位。
任你随意审视一种诸如“茶文化”、“鬼文化”、“才子文化”等，动辄都有数千年的历史，文字典籍卷帙浩瀚，与此相比，在寿山石艺术的文化坐标上，有一个特殊的“盲区”：就是“书面文化”的严重“缺血”。被称为寿山石文化的第一部专著的出现晚在清朝，高兆的《观石录》，全文2700字。书中对寿山石进行了“山坑”、“水坑”的简单分类，对140余枚寿山石作了描述和评价，分神、妙、逸三品，并言及石雕名人潘子和、谢奕、杨玉璇等人的艺术技巧，总结了他们雕刻寿山石“相石”、“解石”及磨光的经验。其实，《观石录》只是一本薄薄的寿山石的“文化品玩”杂感，难称“理论”。稍后，毛奇龄著《后观石录》，全文也只有3600多字，对49枚寿山石作“品玩”式的记录。文中较有历史意义的是对寿山石分类上首次提出“山、水、田”三坑之说，至今仍普遍被人们接受。“前后观石录”被后世誉为“双璧”。乾隆年间，藏石家郑杰编写《寿山石谱》，一反高、毛“因相命名，随色取号”的定名法，提出以产地命名石种的观点，被后人普遍采纳。
所谓文化，狭义地讲，就是文人对事物文化的介入。“前后观石录”的面世，标志着文人从文字上对寿山石艺术的真正介入，但“两录”充其量只是带有欣赏性质的文化随笔而已，真正较为完整、全面且理论性较强的寿山石专著应该是龚纶对寿山石的名品、产地、征故和雕冶作系统的评价的《寿山石谱》，全文一万余字。而后，还有张宗果的《寿山石考》、陈子奋的《寿山石印石小志》、潘主兰的《寿山石刻史话》、方宗王圭 的《寿山石志》及《寿山石全书》、陈石的《寿山石雕艺术》、施宝霖的《印钮艺术》、陈石和王植伦合著的《寿山石文化》等。这，大约就是几千年历史中有关寿山石雕艺少得可怜的一点“专著”文字的“代表作”了。此外，还有一点历代名人吟咏寿山石的诗句、散文等文学作品。与卷帙浩瀚的中华传统文化相比，数量上少得可怜。
石农们的寿山石“文化”是几个全世界“通用”的“传说”，诸如女娲补天、凤凰下蛋之类，既可用在铁马冰河的北方，又可用在杏花春雨的江南，只要故事的地点改换一下就行。艺人们的“理论文化”通常是“一相抵九工”之类的“经验谈”，往往只是“口头文化”，需帮闲的墨客整理成文，才能得以留传。真正占踞文坛的文人雅士常“惜墨如金”，不屑为这“下里巴人”“浪费”笔墨。
19世纪以来，中华民族一直沉陷于烽火战乱的严重侵扰之中，诸业俱废，民不聊生。寿山石雕行业也难于幸免。解放后，星移斗转，沧海桑田，百废俱兴，寿山石雕艺人的身分有了实质性的变化，他们从卑微的社会底层一下子变为受人尊敬的民间艺术家。寿山石雕艺人们自发组织了雕刻组，不久，东、西两大门派又屏弃宗派之见，联合成立了合作社，并发展为后来有数百人的工艺石雕厂，结束了长期以来寿山石雕刻界“各自为战”的“单干”局面。新老艺人们一起创作、研究，互相取长补短，大大地拓宽了创作的路子及思想的境界。揉诸派于一堂，结合薄意、镂雕、透雕、链雕等技法，在传统的基础上吸取其他美术的长处，扩大了题材内容的领域，技艺与素养都大有长进，形成一种技艺上的知识回环。政府选送艺人到美术院校深造，艺人们在美院中接受艺术熏陶，艺术境界得到提升。数十年来，每日刻苦练就的“基本功”，和许多零碎的“经验”与靠长期的实践得来的潜在的艺术观有了理论高度的涵盖，使寿山石雕艺产生突破性的进展，寿山石“实践文化”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实践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文字文化”“缺血”的“贫瘠”局面仍然一时难于改观，文化是需要时间长久的“温养”的。
50年代，寿山开采了一批材大、色丰、质优的石料，由此，产生了一批如冯久和的《群猪》、陈敬祥的《求偶鸡》、郭功森的《九鲤连环卣》及后来的《花果累累》、《海底世界》、《海味盘》等大型的作品。“文革”时期，寿山石雕艺与其他文化一样，惨遭摧残。直到80年代，寿山石雕行业才又等来了解放后的第二个春天。60年代后，陆续有一些美术院校的毕业生加入寿山石雕的行业，为寿山石雕刻艺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陈文斌、林飞及刘爱珠就是这批“学院派”的代表。90年代，随着寿山石行业的发展，美术院校毕业的新生力量不断进入石雕行列，寿山石雕艺术开始逐步形成多种风格并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文化与经济有着密切的关联，经济的繁荣无疑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课题。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寿山石也逐步走入市场经济。樟林寿山石一条街的兴起，开始了寿山石雕自由市场的运作，为寿山石雕全面走向市场树立起一块丰碑。改革开放，为港、澳、台及海外的玩石一族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他们涌进刚刚开始发育的福州寿山石市场，采购了大批寿山石雕，寿山石雕的身价也由此迅速飞涨。随后，花鸟市场的周末寿山石地摊应运而生。 |
发表于 2013-11-15 15:30